排列三走势图专业版的
吳家琴: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增收問題的路徑選擇及其實證分析
發布時間:2018-09-13 15:39:20  來源: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作者:網站通訊員  點擊量:

 

項目負責人:吳家琴

項目管理單位:貴州大學

項目批準號:13BTJ020

項目類別:一般項目

項目名稱: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增收問題的路徑選擇及其實證分析

最終成果名稱: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增收問題的路徑選擇及其實證分析

學科分類:統計學

成果形式:研究報告

項目成員:姜大謙 姜知燾 郭鳳芝 董 強 李小武

 

 

 

   由貴州大學人民武裝學院吳家琴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增收問題的路徑選擇及其實證分》(項目批準號:13BTJ020),于2013年6月立項,2017年9月申報結項,其最終成果為36萬字研究報告《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增收問題的路徑選擇及其實證分》。課題組主要成員有:姜大謙、姜知燾、郭鳳芝、董  強、李小武。茲將相關內容及主要觀點簡介如下:

一、本課題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

   (一)本課題以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為背景,通過對西部民族地區面板數據、城鎮化發展、區域經濟發展、人均GDP、農村人力資本、農村金融發展、農民組織化程度——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與農民增收高度相關問題的實證分析,探討西部民族地區農民增收結構、農民增收發展、農民增收的核心影響因素。

   (二)組織開展城鎮化和農民增收抽樣調查,整理采集城鎮化和農民增收指標和數據,分類進行統計分析,建立城鎮化和農民增收評估和預測范式,以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現代統計理論與方法、人力資本理論、城鎮化理論、現代金融理論等學科的相關理論作為研究基礎,對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增收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在構建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農民增收及人均GDP地區差異數量模型的過程中,尋找西部民族地區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增收的變化規律、影響程度和影響方向,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農民增收的路徑。

   (三)以現代金融發展理論為指導,探討農村金融發展對西部民族地區農民增收的影響。

   (四)以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以民族學、現代統計理論為指導,在對西部民族地區人力資本投資情況進行問卷調查的基礎上,運用信度分析、逐步回歸分析等方法實證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區農村健康人力資本、教育人力資本、知識技能人力資本和遷移(流動)人力資本對農民增收的影響。

   (五)以合作社理論為基礎,以民族學、現代統計理論為指導,在對西部民族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進行問卷調查的基礎上,運用信度分析、主成份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實證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區農民專業合作社績效對農民增收的影響,并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績效影響因素進行翔實的實證分析。

   (六)對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增收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進行分析。

   (七)從農業內部、農村和農業外部、制度三個層面提出在城鎮化進程中西部民族地區農民增收的途徑。

二、本課題研究成果的重要觀點:

   (一)課題組認為,從社會生產和再生產上講,農民收入及其增長問題,既是一個生產問題,也是一個收入分配問題,而不管是在哪種背景之下——在傳統社會里和在現代社會里都是一樣的。在中國,包括西部民族地區農民在內的農民收入及其增長問題,既涉及到農業和農村的內部結構和生產方式,也涉及到農業和農村系統以外的環境條件。

   (二)關于“農民”。在中國,“農民”極具特殊性——可以說,“農民”是一個被捆綁在土地上專門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特殊群體。因此,本研究在厘清“農民”這一概念的基礎上,梳理了資產階級主要經濟學家的收入分配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和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變以及國內外關于城鎮化、農民增收等文獻,在此基礎上,對西部民族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城鎮化水平、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金融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村人力資本等動態數據進行預處理后,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關系檢驗、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多重線性回歸分析、標準化回歸分析等方法,建立面板數據和實地調查數據模型,并把影響農民增收的核心因素抽象為三大公因子——農村基礎設施因子(農產品產值率、農村醫療條件、農業抗災能力、農村交通便捷度、農村信息化水平、農業現代化程度)、產業結構因子(工業化率、城鎮化率、旅游發展水平、農民受教育程度)和制度因子(城鄉收入差距),分析它們對西部民族地區農民增收的影響。

   (三)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影響西部民族地區農民增收的這三大公因子歸納為農業內部因素、農業和農村外部因素和制度因素三個層面,對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增收的路徑選擇進行了歸納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需要指出的是,本課題是從更深層次上對影響西部民族地區農民增收的核心因素進行歸類的:如在“農村基礎設施因子”中,“農村醫療條件”、“農業抗災能力”、“農村交通便捷度”、“農村信息化水平”作為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是不言而喻的,而“農產品產值率”和“農業現代化程度”這兩個因素,從傳統的基礎設施分類來說,似乎不應歸為此類。但在當代信息社會里,農產品產值率和農業現代化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現有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狀況以及它們作用發揮的程度,也就是說,沒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及其作用的發揮,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農產品產值率,更不可能實現農業現代化。這一點,我們在考察貴州省銅仁市萬山九豐農業博覽園、貴州省黔東南州三穗縣農峰果蔬種植專業合作社等現代農業、農文旅示范園時有深切的體會。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上把二者歸于“農村基礎設施因子”。同樣,在“產業結構因子”中,“工業化率”、“旅游發展水平”和“農民受教育程度”三個指標,從“工業”、“旅游(業)”、“教育”這三個基礎詞匯上看,分屬第二和第三產業,這也是無可置疑的,而“城鎮化率”為何也歸入“產業結構”中呢?我們是從“城鎮化”的內涵,即它不僅是農村人口向城鎮(市)轉移的過程,更是社會產業結構的調整和高級化過程,所以,我們把它歸入“產業結構因子”中。至于把“城鄉收入差距”歸為“制度因子”則更是顯而易見的:在我國,為什么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在可支配收入(2013年及其以前,在統計報表中分別稱為“農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此后,分別用“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進行統計)上會有如此大的差距?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如此巨大差異的深層原因是什么?課題組深入分析后認為,農業產值率低于工業和其他第三產業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我國長期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和戶籍制度所導致的“二元分配”制度。因此,我們把它歸為“制度因子”。

三、本課題研究成果的主要結論

   基于上述認識,通過對西部民族地區的面板數據進行宏觀或稱中觀的實證分析、個案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一)從向量自回歸和誤差修正模型來看:

   1.西部民族地區——云南、貴州、四川三省非平穩序列在經過一階差分后趨于平穩,并通過協整檢驗證實了農民增收、城鎮化和人均GDP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長期而言,城鎮化發展和區域經濟發展對農民收入的增長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2.短期內西部民族地區區域經濟發展顯著地促進了農民收入的增加,上一期農民增收對本期農民增收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城鎮化進程對農民增收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

   3.短期內西部民族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對農民增收有直接的影響,而城鎮化的發展對農民增收的影響相對較弱,西部民族地區農民增收隨著地區經濟發展滯后5期后將對城鎮化進程產生直接影響。

   4.城鎮化發展對農民增收有一定的滯后影響,滯后期約為1年,但從長期看,具有加速農民增收的作用。

   5.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民收入的增速有阻礙作用。從長期來看,農村存(款)貸(款)比的增速對農民人均增收額的速度有負效應,貸款對存款比率的增加會減緩農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然而從向量誤差模型來看,短期農村存(款)貸(款)比對農村居民增收的速度有積極的影響,但是脈沖檢驗的結果說明這種影響不強并且很短暫。

   6.農村金融發展與城鎮化互為影響因素。

   (二)從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來看:

   1.西部民族地區——云南、貴州、四川三省各市(州)經濟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有限。

   2.各市(州)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對農民增收的帶動作用明顯。

   3.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縣)城鎮化發展對農民增收的影響與非民族自治州(市)相比,差異明顯。

   (三)從因子分析模型來看:

   1.主成份回歸模型表明,農村基礎設施、產業結構和制度因素是西部民族地區農民增收的核心影響因素,三者對農民增收的綜合影響率達到99.7%。

   2.標準化回歸模型分析表明,西部民族地區農村基礎設施(6個因素)對農民增收的影響最大,其影響程度在0.0695-0.1045之間;其次是產業結構(4個因素),其影響程度在0.1158-0.1460之間;制度因素(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民增收影響為負值(-0.035),集中反映了西部民族地區受“二元”結構的各種制度影響,導致城鄉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說明調整城鄉資源配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可加速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促進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四)從問卷調查實證分析來看:

   1.人力資本投資問卷調查分析表明:

   (1)調查問卷的內容對主題要求的一致性高、可信度好、數據可用性強。回歸分析表明:西部民族地區(云南、貴州、四川、甘肅、青海)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79.6%的影響因素來自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其余20.4%影響因子來自于其他隨機因素。

   (2)西部民族地區健康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對農民增收的影響力為0.512,說明西部民族地區健康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對農民收水平的增加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各項調查數據也從不同的角度顯示西部民族地區農村醫療保健設施水平和服務能力急需提高。

   (3)西部民族地區教育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對農民增收的影響力為0.405,其中,培養新型農民職業發展的職業技術教育或培訓對農民增收的影響更為顯著,達0.301。與此同時,問卷調查的統計資料顯示,由于西部民族地區政府對見效緩慢的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視不夠,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低,農民的勞動技能欠缺,綜合素質較差等因素的存在,嚴重制約了西部民族地區農民的就業和收入的持續增長。

   (4)西部民族地區農民知識技能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對農民增收的影響是積極、正向的,但當前作用不明顯。

   (5)西部民族地區農民流動能力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對農民增收的影響是正向的、積極的,但這種促進作用也非常有限。

2.農民專業合作社績效分析顯示:

   (1)民族自治地方(貴州省黔東南州)農民專業合作社績效對農民增收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平均而言,合作社績效每提高一個單位可使入社農戶年人均收入增加9640.18元。

   (2)民族自治地方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績效不高,急需扶持。

   (3)民族自治地方農民專業合作社內部資源配置與質量控制能力、組織機構運行能力、管理制度健全度、分配制度與品牌戰略、社會資源配置能力、人力資源發展能力6個因素對合作社績效的影響都是正向的,但需加強管理。

四、本課題研究成果的對策建議

   對策建議——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實現農民增收的路徑選擇:

   (一)從農業內部層面選擇實現農民增收路徑

   1.強化農業投資。

   2.強化農村和農業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搭建農業信息化系統平臺,實現農業信息資源共享。

   3.完善農業科技研發體系,切實提高西部民族地區農業科技含量。

   4.加強西部民族地區少數民族農民的素質教育。

   (二)從農業和農村外部層面來選擇實現農民增收的路徑

   1.樹立新型工業化思想。

   2.積極發展農產品加工業。

   3.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努力提高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水平。

   4.深挖少數民族文化潛力,大力發展特色旅游和全域旅游,促進西部民族地區農民增收。

   (三)從制度層面構建增收基礎,選擇實現農民增收的路徑

   1.創新土地制度。

   2.健全和完善農村和農業基礎設施供給制度。

   3.構建西部民族地區城鄉合一、省際互認互聯互通的社會保障制度。

   4.改革農村金融體制,積極探索西部民族地區農村金融創新。

   5.強化指導,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促進西部民族地區農民增收。


上一篇:
下一篇:
排列三走势图专业版的 排三技巧稳赚 北京pk10走势图怎么分析 pk10直播现场直播网址 二人麻将赢钱技巧 二十一点公式图 彩票单双如何计算公式 铭門娱乐 云南时时走势规律 开元棋牌通比牛牛 后三直选每天稳赚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