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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邊省科舉與地域社會關系研究
發布時間:2018-09-13 15:36:36  來源: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作者:網站通訊員  點擊量: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邊省科舉與貴州地域社會》成果簡介

項 目負責 人:王力

項目管理單位:貴州民族大學

項 目批準 號:11xzs035

項  目 類 別:西部項目

項  目 名 稱:邊省科舉與地域社會關系研究——以明   清貴州科舉為例

最終成果名稱:邊省科舉與地域社會關系研究

學  科 分 類:中國歷史

成  果 形 式:專著

項  目 成 員:王鳳杰 張鄉里 袁洪流

二0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由貴州民族大學文學院王力主持的《邊省科舉與地域社會關系研究》2011年6月立項,2017年8月申請結項,最終成果為31萬字的專著。茲將成果的主要情況介紹如下:

一、本課題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本課題以貴州科舉為例,研究邊省科舉與國家認同、社會流動、地域社會文化發展的關系,探討邊省科舉的獨特影響,拓展科舉學研究的空間。在“科舉學”漸成顯學的今日,學界對科舉制度及活動本身、科舉與相關外部環境的關系研究都已廣泛展開,但就科舉與地域文化關系而言,研究興趣點多在科舉昌盛之“人文淵藪”,少及邊省。然探討文化弱勢區域的科舉成就及其劣勢、科舉對其文化的推動與阻滯、地方社會與科舉的互動關系,當更有助于透視科舉與地方社會之關系。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重要觀點或對策建議

   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

   本研究成果的內容分為六個部分。

      第一部分“邊省貴州的地理認知與文化認同”。本部分涉及三方面內容:一是“明代國家認同的文化基礎”,貴州具有特殊的歷史人文背景,地處邊遠,又在明永樂十一年才建省,其與中心地帶的關系如何?其國家認同又是如何建立起來的?本成果從文化與地理兩角度進行了探析,追溯了貴州這片土地歷代的歸屬,認為它雖然地處邊遠,但始終是中央政府的轄區,不曾擁有獨立的政權與中央政府并列或對峙,因而從地緣上提供了國家認同的基礎。明代朝廷實行“儒學政治化、科舉儒學化”的政策,在科舉活動中強化國家意志,為邊省提供了一個通過科舉活動體現國家認同的文化入口,成為貴州以爭取開科納入科舉版圖而達到文化認同的契機。通過不懈努力,貴州從附試他省而獨立開科,在文化上保持了與中心地帶的聯系。二是“京黔里程認知與邊省印象的強化”,“邊遠”始終是貴州抹不去的文化烙印,“京黔里程認知與邊省印象的強化”一節通過對史籍中貴州省城到京師距離數據的考證,指出部分史籍將原本“四千余里”的數據表述成了“七千余里”,夸大了距離的遙遠程度,影響了黔人的空間認知,加劇了貴州的“邊省”心態,因此貴州的科舉活動是在“認同”與“邊遠”兩種認知中發展的。三是“合闈時期的云貴科舉”,貴州科舉起步階段長期附于云南考試,形成了特殊的“合闈”現象,此時期貴州一方面在不利條件下積累科舉經驗,一方面又持續申請獨立開科,在此過程中加強了邊省與中央的文化認同。

      第二部分“貴州進士、舉人數量與時空分布”。首先對貴州科舉成績進行統計與辨析。長期以來貴州科舉成績數據不清,外人以為邊省無人,黔人則以為其認識是一種蔑視,缺乏數據支持,終難消爭論。因此辨析科舉成績是研究邊省貴州科舉的重要基礎。本部分以方志數據為基礎,綜合運用試錄、題名錄、實錄、檔案等史料進行分析考證,厘清數據,還原事實,得出明清兩代共有進士709人(明代99、清代610)、舉人5825人(明代1716、清代4109)的數據,并與一些省份進行了簡略對比。其次是探索明清貴州科舉人才的時空分布,設立時空坐標,通過各行政區域在不同歷史時段的進士、舉人數量進行細致梳理統計,為貴州各政區進行成績排序,并從歷史人文地理角度分析其原因。再次,還對貴州進士、舉人中試的年齡進行了初步分析。

      第三部分“貴州科舉考務組織與管理”。作為邊遠省份,貴州科舉考試的組織與管理狀況如何?與他省有何異同?這需要用大量歷史細節去復原。本部分從“考場”“考官”“考務”三個角度展開,涉及貴州貢院、考棚的建設、使用、維修;考官的簡派、分工、執事、赴任離任;考試的入闈、閱卷、錄取諸環節,系統梳理了明清貴州地方科舉考務問題。

      第四部分“科舉人物與地方文教”。邊省科舉的發展離不開地方文教的積累,影響文教發展的社會主導力量是地方官員,尤其是專管文教的學政。明代貴州設學政較晚,又有人因遙遠而不愿赴任,清代學政的簡派工作規范化后,派往邊省的依然是各省中資歷最低者,更兼貴州學政魚龍混雜,有洪亮吉、程恩澤、嚴修等目光宏遠、銳意開拓的佼佼者,也有嗜抽鴉片、強索紅案銀兩的庸常懈怠之徒,本成果從多方面分析了不同學政對貴州文教與科舉的深刻影響。優秀科舉人物是邊省形象的重要象征,本成果選取了兩類人為研究對象,一種是解元,一種是巍科人物,前者是省內競爭的優勝者,其分布情況是區分省內文教強弱區域的依據之一,后者是全國競爭的優勝者,可據以進行全國范圍的對比。向來被視為文教弱區的邊省貴州能在12年內便出兩位狀元,是對科舉慣性認識的一種打破,不僅是個人實力的彰顯,也是地方文教的大事件。而尤值得思考的是:為什么邊省會在朝代末期取得科舉的重大突破?其中是否有普遍性和規律性?本成果亦從文教發展規律的角度進行了闡釋。

      第五部分是“貴州科舉與社會流動”,包括“進士戶籍、鄉貫與明代貴州社會流動”“清代貴州科舉家族與社會流動”兩大方面。幾十年來學界一直認為科舉是社會流動的重要力量,社會流動分為水平流動和垂直流動兩種,地域間的流動屬于水平流動,而身份的變化則屬于垂直流動。貴州科舉在水平流動方面有其特殊之處,明清持續的移民帶來了大量水平流動的科舉參與者,本成果以明代進士為例,一一考證每個人的戶籍、鄉貫,分析其宏觀的社會流動情況。垂直流動往往能反映出家族代際身份變化與文化傳遞情況,這一研究以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對科舉家族的分析為代表,其方法多為學界所借鑒。本成果以《清代硃卷集成》所收貴州士子會試、鄉試、拔貢硃卷的履歷信息為樣本,對20個家族進行了代際身份變化的分析,得出成為科舉家族所需的代際數量,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形成科舉家族所需的諸處社會條件。

      第六部分“貴州科舉的影響因素”,主要研究貴州科舉中的重要及特殊的影響因素。邊遠省份的自然、人文條件均有別于他省,影響因素也帶有邊省特色。此處從五個方面切入:地理交通、賓興助學、冒籍、民族問題、書籍刻印。地理交通部分系統考察貴州各級別考試中交通條件的影響,解釋交通因素對考生個人及邊省地域的宏觀作用。交通是邊省科舉的劣勢,但同時也會帶來政策的優惠,這也是本研究的內容之一。賓興助學部分研究的是邊省科舉中的公益助考助學活動,深入考察明清兩代貴州官方與民間互助兩種類型的文教公益行為,對其資金來源、資助額度、管理方式一一剖析,最終落腳在其對地方科舉的影響方面。冒籍是假冒籍貫以異地參加科舉的行為,文化強區士子冒籍進入弱區往往會傷害后者利益,有違社會公平,歷來為官方所不允。邊遠省份一直是冒籍的主要受害區域,明清兩代貴州冒籍現象眾多,且出過轟動一時的案例,而在人口流動越來越頻繁的清代,籍貫問題日益復雜,界定冒籍難度加大,成為打擊冒籍的阻力,本研究通過大量事例剖析了冒籍對貴州文教的深刻影響。少數民族科舉是民族眾多的邊遠省份特有的現象,也是科舉研究中的特殊話題。明代貴州有土官中鄉試,清代則在改土歸流后逐漸將少數民族納入科舉體系,卻又未賦予其完全同等的權利,本研究結合具體案例分析貴州少數民族的科舉權限、成績及引起的社會問題,據以探索朝廷對邊省少數族裔科舉的態度和目的。書籍刻印的情況能從一個側面反映一地方文化產品的多少,可據以了解一地士子文化培育過程中的資源條件。本研究梳理了明清兩代貴州書籍的刻印、傳播情況,對其與科舉的互動關系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讀。

 

研究成果的重要觀點:

     本研究主要觀點有以下幾個方面:一、邊遠省份在地緣上遠離中心地帶,但像貴州這樣歷代均歸中央政府統轄的區域,具備國家認同的良好基礎。明代政府實行的“儒學政治化、科舉儒學化”政策則為建省很晚的貴州提供了認同的良好機遇,貴州通過申請開科逐步在文化上實現了國家認同。二、貴州的“邊省”形象塑造既有現實的因素,也有空間認知誤差所導致的錯覺,比如被夸大的省城與京師的距離,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黔人的“邊遠”心態。三、貴州科舉成績缺乏系統統計,造成了貴州文化的一種尷尬狀態:外人以為黔地無人,黔人則以為遭遇蔑視,各自以爭為正,難消爭論。事實上,無論從史料存世條件還是從學理上,得出完整數據都是可能的。本研究通過對大量史料的梳理辯證,得出貴州明清兩代共有進士709人(明代99、清代610)、舉人5825人(明1716、清4109)的數據,其分布以貴陽、遵義等地占優。而在分布的決定因素方面,主要與地理交通、移民情況、政治因素、師資條件有關。四、在社會流動方面,貴州科舉表現出明顯的特殊性,明清兩代持續的移民活動造成了科舉中廣泛的水平流動,同時也為區分冒籍與否增加了難度。垂直流動方面,貴州產生一個科舉家族所需的代際數量與他省相當。五、貴州科舉成績與邊省特殊的社會生活諸因素有密切聯系,其中“地理交通”、“賓興助學”、“冒籍”、“民族問題”、“書籍刻印”幾方面最為顯著。地理交通方面,多山而居住分散的條件是貴州科舉的巨大障礙,無論童試、歲科試還是鄉會試,貴州士子均需付出更大的交通成本,其成績也受到這一因素的制約。而從辯證角度看,這一劣勢也為貴州帶來了政策上的優惠,在資助赴考、大挑揀選甚至定額方面都得到照顧,又成為邊省科舉的獨特優勢。貴州的賓興助學缺乏系統記載,但自參與科舉以來一直存在,有官方和民間互助、士紳捐助等多種形式,各地、各時期均有額度差異,但總體對考生幫助很大,尤其是貧寒士子。冒籍問題始終伴隨貴州科舉,并因為移民眾多而復雜化,雖有一定程度的正面意義,總體上侵害了邊省貴州的科舉利益。貴州少數民族在清代獲得了科舉資格,但被限定了考試級別,成績也無法和主流群體相提并論,事實表明,朝廷用意在于穩定少數族裔而非促進其文教發展。貴州書籍刻印活動居于全國后列,影響了書籍的生產、流通與傳播,士子讀書行為受到局限,成為科舉的顯著劣勢。

三、研究成果的突出特色

本研究成果有三大突出特色:

     第一,內容創新程度較高。本項目為學界對“邊省科舉與地域社會”話題的首次系統探索,又以邊省中富于特殊性的貴州為例,多數內容此前未被研究過,大部分內容像“空間認知”“學政”“解元”“貢院”“賓興與助學”“冒籍”“少數民族科舉”“書籍刻印”等均系首次被納入貴州科舉研究視野。

     第二,史料運用更為廣泛。在貴州歷史研究上,史料始終是一個大問題,不像許多地方面臨史料眾多、難以抉擇的問題。貴州史料存在兩大障礙,一是文獻總量小,二是散佚嚴重,前者是因為建省晚,文化開發相對滯后,產生的文獻絕對數量偏小,后者則由文獻保存與整理不足造成。四庫館臣在乾隆《貴州通志》的提要中就特別強調了貴州“文獻難征”的問題,在他們看來,許多貴州歷史話題未能系統納入史志,就是因為資料亡佚嚴重,搜集整理工作效果不佳。這種困難在當前依然存在,是制約貴州歷史研究的巨大障礙,也是科舉學研究較少關注貴州問題的原因之一。之前的貴州科舉研究未能廣泛展開,與史料的限制有關,研究者使用的史料從范圍上以貴州地方史志為主,而且偏愛省志與簡略型地情書(如《黔南識黔》《黔南職方紀略》等),對子部、集部書籍挖掘不夠;從館藏上以貴州省內館藏為主,許多稀見書籍難以涉及。本項目有鑒于此,在史料使用上進行了大力開拓,在全面運用貴州省、府、州縣、鄉鎮志基礎上,廣泛觸及正史、實錄、檔案、諭旨、奏折、家乘、試錄、硃卷、闈墨、題名錄、齒錄、年譜、碑刻、傳狀、日記、詩文集等,尤其是與科舉相關的各類政書,本項目研究中使用較多,對梳理科舉制度中邊省與普通省份的區別與聯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像《天一閣藏明代登科錄選刊》中的貴州鄉試錄,是了解明代貴州鄉試考務最重要的史料,此前無人使用,通過系統分析,基本能夠勾勒出明代貴州鄉試考務脈絡。項目前期對黔人及客籍人士著述均進行了充分調查,匯輯了大量細節性史料,為從人物角度認識貴州科舉奠定了良好基礎。

     第三,對歷史細節的探索更為深入。以前的研究很少有邊省視角,因而對貴州這樣的文化弱區的科舉關注層面較淺,常常只羅列進士舉人數量以與他省對比,并不了解邊省科舉如何進行,其與他省有何區別與聯系。本研究詳細探索了各種歷史細節,如邊省科舉考場如何建設、使用,邊省士子如何赴試,邊省如何組織考試,如何閱卷,經費如何使用等,均為此前研究所未深入探討內容。

四、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應用價值,以及社會影響和效益

   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

    一是研究范圍的開拓與豐富。從制度文明角度研究科舉文化的學術成果較多,地方科舉的研究則更為繁榮,但對邊緣區域的科舉活動關注較少。本研究以貴州這樣一個文化開發很晚的地區為樣本,探析地域文化與制度文明之間的關系,是對科舉學研究范圍的開拓與豐富。

    二是研究思路、角度的示范作用。科舉涉及到社會生活多個方面,切入的角度影響到研究效果。本成果廣泛涉及自然、人文地理,并從個人、群體及地域互動角度,細致剖析各種影響邊省科舉的文化因素,對其他地域的科舉學研究有一定借鑒作用。

    研究成果的應用價值:

    此項目雖為基礎研究,也有一定的應用價值。研究邊省科舉,對今天邊遠地區的教育、人才選拔事業的建設均有借鑒意義。貴州文化歷來為外界所不甚了解,厘清科舉史實,研究科舉活動與各種社會文化的關系,對于摸清文化家底、塑造地方文化形象具備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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